顾姓的播迁

西汉顾姓的分布与发展   经过了汉初休养生息后的西汉王朝，在汉武帝时达到了鼎盛，兴起了开疆拓土的高潮。史书记载，汉武帝不仅北讨匈奴，还曾经兴师征伐南越，在南方扩张。西汉甚至还在今天越南中部以南设立了日南郡，领土直达北纬16度线。在武力压迫的形势下，生活在当时中国南部的主要居民越人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所以今天的史书也没有详细记载这一时期顾姓的事迹。

  武帝的穷兵黩武大大损耗了国力，在晚年他就已经意识到其政策的危害性，被迫以“罪己诏”的形式终止了无度的扩张：加上从今天的江浙至云贵的南方对于当时人口占多数的中原人来说仍然是一片陌生的土地；炎热潮湿、丛林茂密、疫病流行，很不适合北方人民的居住和生产，因此汉政府在此地的统治实际上仅仅限于少数都邑和交通线附近的核心区域。生活在广大南方山区丘陵地区的越族一直是按自己古老的部族形式生活繁衍。当时的越族分为许多部落，互不统属，号称百越；发展水平也各异最先进强大的几部曾经建立了南越、东越和闽越国。为此，汉政府不得不借助当地的豪族大姓实行治理，但是又担心这些地方势力过分壮大，反过来会危及其统治，所以就实行又打又拉的政策，这可以从西汉顾姓起伏跌宕的命运中看出来。

  由于正史失载，根据较系统的顾姓家谱记载，安朱之后经过了摇、昭襄、建。顾建生有三子，长子顾省，史籍无考，且无后嗣。次子顾贵继承父兄之职。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东瓯王位传到了安朱第四代后人时，其部族开始受到闽越的进攻，于是向汉求援。汉政府派遣中大夫庄助发会稽兵渡海支援东瓯，闽越闻讯即退兵。迫于闽越的压力这支越人被迫向中央要求内迁，汉武帝就封其为驰义侯，迁其部众于江淮地区。

  另一支越人闽越于建元六年（公元前 135 年）攻击了处于更南面的南越，汉武帝再次派遣大行王恢出兵豫章（今江西），大农韩安国出兵会稽反击闽越。闽越王郢发兵凭险抵抗。但是郢的弟弟余善联合了宗族谋杀了郢，并将其首级献给了汉朝廷。汉于是下令停战，封早先的越王无余的孙子繇君丑为越繇王统治闽越部众。由于余善杀兄自立，族众多有不服，纷纷脱离余善，汉政府就派兵分立繇君丑和余善。

  元鼎三年（公元前 114年），受了汉朝恩惠的余善却反戈一击，偷袭汉领地并杀了汉政府的三个校尉。汉朝只能再次发兵，派出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渡海攻击；还派楼船将军杨濮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越人也有多族协同，多路进击。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因协助征伐其他叛汉越人部族有功，顾贵受封为吴侯，居处于姑苏（今苏州）。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冬越繇王、越衍侯吴阳、建成侯敖设计杀死了反复无常的余善，一同归汉受封的还有越将多军，后者被封为无锡侯。

  鉴于越族各部居住在僻远山村，时叛时服，中央难以控制，汉政府开始考虑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于是下令这些受封的越族首领带领族众离开原来居住地，移徙到江淮一带，原来的东方越地便被废弃了。这是顾姓历史上的一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由此顾姓一族结束了秦汉之前的颠沛流离，又回到了祖先故地太湖平原，开始了稳定发展，江南也就从此成为顾姓的真正老家了。   与那些依靠投身政治获取发展的家族不同，顾家虽然出身越族，但是在早期饱经动荡迁徙、亡家毁国之苦后，在以后的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渐选择尊文重学、经艺传家的发展方式。由于中国前半段历史的政治经济中心都位于北方，南方相对较落后，这显然不失为明智之举，顾姓的后人也因此受惠，顾家因此成为一个文化昌盛的族群，历代杰出文化人才层出不穷，这是在江南乃至全国各个大姓中比较突出的。

  这一阶段，顾姓宗族的大致世系传承是有大致线索的，由安朱传三世至建，顾建有三子，长子省，无后人；少子顾敖（某些族谱作顾教），也因为伐东越有功而受封，但是在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著名的冤案巫蛊事件中因为同情蒙冤的卫太子而被贬废，这支经子禄、多军至孙卯时，史书就失去了踪迹；次子顾贵一支经过翱、纶、龙、大成、邦而成为今天顾姓的正宗嫡系。   顾翱生有二子：长子顾经、次子顾纶。顾经其人其事无考；顾纶在汉宣帝时受政府诏举贤良（与先秦的官职由贵族世袭不同，汉代实行根据血缘和才能双项标准选官的方法，诏举贤良就是由地方政府或官僚推荐当地有德能的贤人到政府里做官）并可能已经受任为官了。据一些顾氏家谱追述，顾纶生有两子：长子龙、次子。次子史事无考，长子龙（字时化）在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 58 年）出任都尉一职。龙子大成（字集之）于汉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受诏举贤良授光禄大夫一职。大成之子邦（字千里）因为通晓经典，品行端正，在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前 26 年）官至大司马。

  顾氏宗族在西汉时期经历颇为坎坷。从上述谱系里可以看到：安朱后人传到第五世时省这一支断绝，六世则禄断绝、七世有经和卯两支失传到第十世时仅剩下邦一线不绝如缕。

  西汉帝国末年，由于统治集团的贪婪、愚以及中国封建王朝固有的兴替的作用，民族、社会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激化，导致朝廷的大权落入外戚王莽的手里。王莽是汉元帝（西汉倒数第五位皇帝）之后王政君娘家成员，由于元帝死后王政君以太后身份决定朝政达数十年，因此王家的许多男性家族成员得以进入朝廷，掌握机要。由于在执政的过程中主张实行激烈的改革以铲除人民十分憎恨的种种黑暗现象，以及其谦和廉洁、公正无私的个人魅力，王莽的威望达到了极点。公元前9年深孚众望的王莽终于接受了西汉末代皇帝的逊位，建立了“新”朝。可惜新朝的命运很糟糕，过激的社会改革措施使之在仅仅 15 年不到的时间里，就在人民和豪强贵族集团的反对中崩溃了。接替新莽的是西汉王室的成员刘秀，也就是东汉光武帝。

东汉的顾姓宗族

  刘秀本人也不是西汉王朝的嫡系，他的上台与当时最强有力的地方政治集团（特别是南阳豪强集团）有着密切的联系。刘秀上台后，一方面要与各地区利益势力取得平衡，另一方面也为了修复因新莽而凋敝的国家开始注意搜罗各类人才，以充实官僚阶层，扩大统治基础。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出身南方大族顾氏的顾邦之子顾安（字静心）因平江淮功进东莱太守。算起来这已经是自安朱以来顾姓的第十一世了。

  光武帝之后，东汉迎来了较安定繁荣的时期。据多种顾氏家谱传述汉宣帝时期顾安之子顾综（字文纬）出仕朝廷很长时间，老年官至御史大夫、尚书令，因其忠心有才干，特赐几杖，朝政每每听取其意见。顾综有子顾林（字仲春），在汉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官至太常寺卿。顾林子顾奉（字季鸿）在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出任颍川太守一职其子顾通（字道达）。就这样在相对稳定平和百余年后，到了汉末的桓灵之世了。

  桓灵之世是指东汉最后的第二、第三位皇帝桓帝和灵帝统治的时期这一时期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又赶上难得一见的自然灾害，所以时局十分动荡。

  东汉王朝的政治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皇帝多幼年即位，因此权力极易为母亲皇太后所把持。但是太后只是一介女流，生长于豪门深宅并无统治能力，所以往往重用其母家亲戚，这就是外戚。外戚执政由于缺乏正统性与合法性，并且夺了其他官僚、地方豪强、举荐贤能等国家主要统治集团的政治前途，加之巧取豪夺行为不端，所以经常遭到一片反对，很不得人心。外戚们则常以镇压或罢黜来回答各方的反对。小皇帝长大后势必不甘心成为舅家傀儡，因为外戚把持朝政的结果就是官僚往往是外戚的党羽，使皇帝无从依靠。皇帝身边唯一信得过并且利益相关的就只有从小陪他长大的宦官了。成年皇帝利用至高无上的皇权，再依靠宦官的帮助，自然能够消灭外戚夺回权力。在亲政后，鉴于宦官的“功劳”和朝官曾经屈服于外戚的历史，皇帝自然重用宦官轻视朝官了，这就又形成了宦官专权。但是宦官是身心有残缺的人，其身份只是皇帝的家奴，其权势虽高却同样缺乏合法性，又没有后代，所以只能追求现世的享受。他们对财富和权势的追求比外戚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继续垄断朝政，唯一的办法就是鼓励皇帝享乐。享乐纵欲过度，皇帝多年轻夭折。于是又出现幼年皇帝新的外戚重新上台，清算宦官，并乘机控制朝政。新的一轮循环又开始了。在这种恶性循环下，东汉的国事日渐式微，出现了卖官鬻爵等黑暗现象；更加严重的是斗争的双方往往勾结有野心的将领来威胁对手，于是王朝最坏的情况出现——军队卷入了政治漩涡之中。

  目睹这些情况，一些传统的官员和士大夫开始利用自己的威望和王朝正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通过上书和其他方式进行抗争。由于官僚集团往往通过乡土和师承关系结成同盟，所以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就借口这些政治对手朋比为奸结成朋党而予以打击。除逮捕主要的领袖外，宦官打击这些士大夫的主要手段就是“禁锢”，即取消其参政和出仕的资格，这就叫“党锢”。“党锢”之祸使当时统治阶级主要部分的地主官僚失去了政治特权，无疑也动摇了东汉王朝的基本统治基础。

  这时，身为光禄勋的顾通生逢汉末暗世，既难以有所作为，又不愿同流合污，于是就心生退意，辞去了原任的闲职，归隐于家乡的聚坞山中合家团聚、耕读度日，倒也其乐融融。顾通子嗣载于史册的只有顾融一人。顾融（字仲容）颇具其父之风，身处浊世也是无心于功名富贵。当时大权在握的外戚兼执政大臣窦武为了与宦官集团做斗争，急于壮大私人势力，于是就征召在江南素负名望的顾氏成员顾融出任荆州刺史，由于荆州雄踞要冲，地位十分重要，但是顾融依然委婉拒绝，举家归隐于太湖洞庭山。

  顾融有子二人，顾向（字尊道）、顾淑（字以平）。这时东汉王朝已经名存实亡，历史已经进入了群雄争霸的汉末三国之际了。

  顾氏在秦汉之际的历史主要靠后代家谱的追述，正史记载十分零散缺乏进一步的同期史料，作为顾氏早期历史的一种反映具有相当的价值的，但也不必一一坐实。

顾姓的初盛期---三国

  汉末因为外戚宦官轮番专权、党争与天灾、人民起义与外族威胁等多种原因，中国进入了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军阀混战时期。经过一段时间的混战，北方的曹操、西南的刘备和东南的孙权成为战争的幸存者。就总体而言，军阀混战固然是不幸和残酷的，但是相对于黑暗腐败的大一统专制集权王朝，由于生存竞争的缘故，特别是当几个割据政权处于力量平衡的时期，君主相对而言比较能够听取各方意见，善于提拔才干之士，致力于改进统治方式，体制也就更趋于合理化。因此从某种程度来看，反而成为政治高效清明的时期，否则就会被力量更强的对手吞并。

  在敌对的三方中，孙权的条件相对是较弱的。因为他既没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和如此强大、善战的军队，也没有刘备汉室宗亲的有利地位，只是依靠其父独具战略眼光占据江东一隅，暂时避开战争中心的地缘形势。但是这种有利形势是付出代价的——东南地处偏远，经济落后，人口较少，因此长久以来孙吴政权一直奉行尽量与曹刘两家结好的政策。以孙权的才略，他是深明稳定其统治的要诀，就是要取得内部的团结，一致对外。所以孙权一直着意于搜罗境内的贤能，东南具有较大影响的顾姓自然也在其关注之中。

  顾融的长子顾向是一个饱学之士，而且精通当时人们所信从的卜权威。占卜之术本来是古人在科学知识不发达情况下解释和理解未知事物的一种手段。经过现代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深入研究，我们已经知道古代世界各个民族都是科学与宗教信仰难以区分的，甚至可以说宗教迷信是科学的早期形式。中国古代的有识之士都相信“卜以决疑”，即只有在经验与知识难以判断重要事物时才使用占卜决断疑问，打个比方有点像今天类似情况下即便受过很好现代科技教育的人也会用投币决疑一样。正因如此，在中国古代属于卜筮专书的《周易》就被最具人文色彩而且强烈反对迷信的儒家奉为六经之首。因此，具备这种技艺不仅要求有深厚的文化修养，而且必须具备丰富的人生阅历。当时顾向精通此道，声名遍布江南一带。他还曾经出任过孙权的四任县令，政绩较好，因此就先后被任命为前将军和尚书、屯田郎。顾向的弟弟顾淑也曾经出任孙吴的西曹掾。

  顾向有子两人，顾雍（字元叹）、顾徽（字子美）；顾淑也有一子顾悌（字子通）。

  顾向兄弟虽然为官，但是职务都不显赫，只有到了他们的子辈时，顾姓才开始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真正为后代史乘所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