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顾姓的源流与分布

  东晋末年，由于司马家族腐败，以及世族势力过大，特权阶级与国家之间的冲突日趋激烈。由于世族的政治特权，他们的子孙世袭清闲高贵的文职，原来政治世家所具有的优势逐渐退化；另外一方面，寒族出身的官僚则逐渐掌握军权，势力开始超过世族。

  北府军是当时东晋一支最精锐的武装力量，自从淝水之战后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北府军将领刘裕出身低微，但是却极富才干，此时掌握了军队的领导权。刘裕先后以武力消灭了南燕、后秦等政权以及内部的竞争者，控制了朝政并取代晋建立了宋。此后的南方政权，近170年里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虽然世族名义上地位仍然很高，但是政权却实际掌握在寒族地主官僚与将领的手里。因此作为东南第一大姓氏的顾氏见于史籍的记载就没有东晋多，地位也不如先前重要了。

一、顾琛家族

  顾琛，字弘玮，吴郡吴人。琛为人谨慎朴实，不尚浮华，一生任职颇多。早年先后出任州从事、驸马都尉、大匠丞、彭城王右军骠骑参军、晋陵令、司徒参军、尚书库部郎、吴郡中正等。顾琛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南北形势多变的时代，出身寒族的东晋将领刘裕因为战功而取代了司马氏，建立了宋。宋先后击灭了北方的南燕和后秦以及其他的一些割据势力，疆域扩大到了黄河以南的大部地区，成为自永嘉之乱后南方政权领土最大的时期。宋初，武帝、文帝父子励精图治，颇有作为，被后来的历史学家称为“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国势比较强盛。

  元嘉七年（公元430年），宋文帝刘义隆派遣彦之率军北伐，经略黄河以南地区，但遭到北魏军队反击，大败，竟使“府藏武库为之空虚”一次，宋文帝宴请国外新归附之人，顾琛在座。皇帝一时高兴，向顾琛发问：“武库里的甲仗还有多少？”这其实是皇帝失言了，因为宋军新败，库中空虚，而且国家武备本来就是机密，现在皇帝发问，臣子直说是泄密误国；不说又是欺君犯上，实在进退维谷。顾琛不动声色，回答：“大概还有可供十万人之需的，其余旧存非常凌乱，数字恐怕难以清点。”顾琛以其机智帮助皇帝渡过了难关。

  元嘉十五年（公元 438 年），顾琛出任义兴（今江苏宜兴）太守，后又改迁东阳太守，防备其时为大将军的彭城王刘义康造反。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宋军兵分两路再次大举北伐，但是由于主将刚自用高度失当，造成惨败。北魏太武帝亲率大军南犯，兵锋越过盱眙、彭城（今江苏徐州）直指瓜步（江苏六合），扬言要兵渡长江进攻宋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宋被迫动员附近郡县壮丁参战，沿江六百里戒严，形势十分严峻，顾琛被任命为建威将军、东海王冠军司马、行会稽郡事。后来宋内部发生分裂，顾琛又出任会稽太守。事态平息后，调任吴兴太守。

  宋文帝以后，宗室将帅相继为乱，孝武帝为了制止内乱，就将扬州荆州和江州有三个最重要的区划缩小，并任用出身寒族的亲信为典签监督镇将，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朝廷控制地方，但是又增加了士庶间的矛盾。孝建元年（公元454年），顾琛被任命为五兵尚书，但是他未接受朝廷就转任他为宁朔将军、吴郡太守，因为他忠于朝廷，镇压叛乱有功所以受封为永新县侯。不过正所谓“伴君如伴虎”，不久，因为在对一些被弹劾的官员的处置上与朝廷意见相左，顾琛为孝武帝罢免，顾琛虽然因为家中母亲年老，返乡专心尽孝，但是皇帝仍然疑忌顾琛。

  大明三年（公元459年），宋竟陵王刘诞因为与朝廷矛盾激化，所以就占据广陵（今江苏扬州一带）举兵反叛。早先，顾琛和前西阳太守张牧都是竟陵王的下属，竟陵王一向器重顾琛才华人品，张牧与顾琛也素有私交，所以这次竟陵王就派遣张牧携重金来吴郡劝说顾琛归附，共举大事，为说服顾琛，竟陵王开出的价码是任命顾琛为征南将军，顾琛之子前尚书郎顾宝素为咨议参军，顾琛另外一子宝素的弟弟宝先为从事中郎，以图利诱顾琛。在竟陵王看来，顾琛既受朝廷排斥，又与自己有旧，加上高官厚禄，应该不成问题。但是顾氏一门忠义嫉恶如仇，不仅不为所动，还杀了助纣为虐的张牧，派两个儿子送张牧首级到朝廷，奏报朝廷：“竟陵王刘诞勾结一批地方官员反叛，现我已经杀了叛军使者；我已经年老不堪用，我的两个儿子愿意随时听候朝廷调遣。”其实顾琛不知道当时情况已经十分危急，因为皇帝也和竟陵王想的一样，认为顾琛必反。顾琛若反，鉴于他在吴地树大根深，国家腹地将事不可为，所以抱着宁枉毋纵的心态，派出了专使携诏赴吴郡监督太守要处死顾琛父子。孝武帝在接到顾琛的奏报和献上的叛贼首级后，非常感动。但是使者已经派出好几天了，朝廷只能以最快的速度再次遣使追回成命。幸好，天佑忠良，后派的使者竟然追回西阳王子抚军。

  顾琛的母亲孔氏当时已经年届百岁，也是出身名门。早先，晋安帝降安年间琅玡王在吴中作乱时，曾经任命过很多女性官员，孔氏就被任命为司马。在东晋末年，社会矛盾激化，爆发了孙恩等人为代表的起义。东晋政府派出了最精锐的北府兵镇压。北府兵是当年取得淝水大捷胜利的主力，战斗力十分强，因此战事激烈。后来起义被镇压，但是原本富庶的吴地已经惨败不堪，加上灾害，出现了“人相食”的惨景。孔氏就发散家则尽力救济，民众因此得活者不计其数，百姓为感激孔氏，纷纷以孔为名给孩子命名。顾孔联姻后顾琛家族在吴地的影响更大了。

  然而顾琛的好运并没有持续多久，在他的吴兴（今浙江湖州一带）太守任期中，吴地百姓因为不堪朝廷苛政盘剥，不得已只好剪钱（剪去铜钱周边铜边，将剪下铜料重新铸币或移作他用），甚至偷铸铜币交纳捐税维持生计，顾琛无力禁止，受牵连罢职。

  大明六年（公元462年），朝廷再次起用顾琛为大司农都官尚书等职地位一如往昔。但是此时的宋气数已尽，王室内部接连发生内乱，各个宗室纷纷起兵意图问鼎。按照封建时代的伦理观念，他们都是刘宋的系都有权继位，而且在这样的争斗中是没有中立地带的。不是支持我就是反对我，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也已无所适从莫衷一是了。仅公元465 年一年就出现了永光、景和和泰始三个年号。

  就在这一年，吴郡太守顾琛在这场“四方同反”的混乱中被后来的胜利者定为叛乱，兵败后顾琛携老母奔会稽自保，但是与儿子宝素失散。尘埃落定、胜负已决，虽然顾琛向“朝廷”表示归附，但是宝素已因此而自杀了。朝廷当然也难以追究所谓的“反叛”，就授予顾琛员外、侍中和散大夫等闲职。

  元徽三年（公元475 年），顾琛死于任上，时年68 岁。其子宝先在大明年间曾任尚书水部郎，因为其父顾琛之故为荀万秋弹劾，他就职时万秋仍然在职，顾宝先耿直，难以接受，所以对上司万秋不愿下拜，因此被视为傲慢无礼，只是因为他父祖之功而免罪。

  顾琛这一支，只有顾宝素后代史书有载，其子就是顾协。

  顾协，字正礼，吴郡吴县人，是晋司空顾和的七世孙。

  顾协幼年丧父，生活孤苦，因此随母亲寄养于外祖父家。顾协的外祖父是南朝宋的右光禄大夫张永。一次，张永带领自己的孙侄辈游览苏州城外的名胜虎丘山，顾协只有几岁，非常可爱，外祖父就爱抚着问道：“孩子，想玩些什么？”顾协回答：“儿欲以石为枕，洗漱于清流之中。”张永协以精力著称。张家子孙多贤达，所以对顾协都很推重。

  顾协是以扬州议曹从事和太学博士举秀才等职进入仕途的。他的文章流传很广，一次，著名学者沈约见到了他写的一篇策论，深为折服，感叹道：“王朝南迁以后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精彩的文章了。”因为出名，所以当时的藩王们纷纷邀请他去就职，并为西丰侯侍读。西丰侯萧正德治理四川地区的梓潼郡时，任命顾协为其治下的安都县令。但是还未到任就传来母亲去世的消息，按惯例顾协丁忧辞职。服丧期满后，接连担任了一系列的秘书幕僚职务，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但是此时南方已经破败，统治集团已经改换为执掌军权的寒族地主官僚了，所以出身世族的顾协虽有才干，长期一直担任一些次要的虚职。

  顾协为官清廉而有尊严，在廷尉正任上，时逢严冬，他衣着单薄坚持办公。当时他的上司蔡法度就对人感叹道：“看到顾协衣单，我愿意解身上衣服给他，但是又怕他不安，所以又不敢。”后来他升职了，同事们多锦服高屋，只有他不改其常。当时吏治黑暗，各级官员贪污盛行。一次他的一个下属来看他，因为知道他廉洁，所以按照官场规矩只送了两千钱作为礼金。不料顾协大怒，下令杖责，此后顾协衙内送礼断绝。

  顾协一生简朴，终身布衣蔬食。顾协年轻时曾经聘某家的女子为妻但是未及成婚，母亲去世家道衰落，顾协就委婉地拒绝了这门婚事。以后方得知，这个女子也再未出嫁，此时顾协已经60岁了，顾协深为自己当年的行为悔恨，也为这个女子的品质所折服，于是就毅然迎娶，完续了这段被耽误的良缘，但是终归没有留下子嗣。

  普通六年（公元 525 年），北方鲜卑族的北魏内乱，萧正德北伐，顾协做了他的参军和书记官。后来，因为湘东王的举荐，顾协出任了通直散骑侍郎兼中书通事舍人，后来又改迁步兵校尉、鸿胪卿员外散骑舍人职。从当时湘东王的举荐书来看，顾协此时已经年届60，而且孤身一人无妻无子。

  大同八年（公元542年），顾协去世，卒年73岁。朝廷按例追赠散骑常侍，谥号温子。顾协一生有文才，曾撰《异姓苑》五卷、《琐语》十卷流行于世。

二、顾觊之家族

  顾觊之，字伟仁，南朝宋时吴郡吴人。早年也是从州郡长官的属员做起，曾经当过吴郡主簿。大士族谢晦治理荆州时因为喜爱他的素雅风范因此私交甚好，做了谢晦的卫军参军。后来又推荐给其他的一些重要官员做助理，一直做到衡阳王刘义季的右军主簿、尚书都官郎和护军司马。   当时正逢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执政，他与另外一个权势显赫的权贵殷景仁有矛盾，顾觊之不想参与其中，所以就借口脚有毛病辞官回家。到了家里，每天晚上就在床上练脚，家人感到奇怪，哪里料到他别有深意。不久，彭城王刘义康因为政治斗争失败被废，朝内官员多因为党争关系受牵连，顾觊之却升为山阴令。

  山阴（今浙江绍兴）是当时南方的大都会，人口有三万户，事务繁忙，前任的几位长官日理万机尚且难以治理，顾觊之却反其道而行之，削繁就简，很快就治理得井井有条。以至“县用无事，昼日垂帘，门阶闲叙”，但是其政绩却是前后各任山阴令无人能及的。任后又出任了扬州治中从事使、广陵王等宗室诸王的高级助理和尚书吏部郎等职，成为朝廷不可或缺的大臣。

  此后，朝廷因为宗室镇将的争斗陷于内乱，君权更迭时局极其混乱朝内大臣因明哲保身往往离职逃跑，只有顾觊之等少数人坚守职责。孝建元年（公元 454 年）宋文帝时期，顾觊之出任义阳王长史行会稽事、右将军领本邑的中正，不久又出任相州刺史，成为地方长官，治理相州政绩斐然。

  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7 年），顾觊之升任吏部尚书。四年，他要求告老，被朝廷驳回。身为顾氏子孙，顾觊之秉承其家族传统，凡事首先想到的是是否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这其实也是六朝世族的一个共同特点。当时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案件：邳郡相县的居民搪赐到附近人家饮酒回家后得病，在吐出十几条寄生虫后就死去了。临死吩咐妻子张氏在其死后剖开自己的肚腹取虫。他的妻子事后果然照做了，结果发现她丈夫内脏具已破碎。当地的地方官认为张氏的做法过于残忍而且有法律，其子见状不予制止，是不义不孝的行为，按律有罪；可是时逢大赦，以前的法律又难以企及，非常为难。有的官员则认为搪赐有言在先，还是有意为之所以可以宽恕。但是顾觊之坚决反对，认为根据儒家观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妻儿又是至亲之人，如此残忍而且不顾律条不得私自处理尸体的规定，实属有罪，“不宜曲通小情当以大理为断”。朝议结果如他所奏。就今天的观点来看，擅自解剖尸体是违法行为，而且当时的社会儒家伦理规定着社会成员的行为，与法律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顾觊之的观点显然是合乎道德法律，有利于社会安定的。

  几年以后，顾觊之又出任家乡吴郡的太守。当时皇帝信任戴法兴，的权势也很大，顾觊之却不愿低声下气。左光禄大夫蔡兴宗与顾觊之私交很好，就劝他不要过于严峻古板，他也只是一笑置之。后来孝武帝去世明帝即位，戴法兴举荐顾觊之为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

  泰始初年（公元 465 年），宋发生内乱，史称“四方同反”。顾觊之为避祸寄居寻阳，寻阳王借机起事，希望结纳顾觊之，所以就委以高官显爵。顾觊之婉言谢绝，说：“按礼法，人过六十就不能参与戎事，因为筋骨已衰，更何况我年近八十，余寿无几，不如守候家中等候命运的裁决。寻阳王见他意志如此坚定，只好作罢。叛乱平定后，朝廷对这位忠心的老臣再次嘉奖，任命为左将军、吴郡太守加散骑常侍。泰始二年，他又被任命为相州刺史，因为相州地处河北，此时是北魏辖地，所以应该是个虚衔，是朝廷对这位老臣的奖励。次年，顾觊之去世了，时年76岁。死后被追赠镇军将军常侍刺史等衔，谥号简子。

  顾觊之家门和睦，名闻乡里，生有五子：约、缉、绰、缜、绲。其中顾绰非常有钱，但是经常放贷，因此乡里士庶很多人都欠他的钱。顾觊之起初一再劝禁，但是收效甚微。后来，他就改变方法，对这个财主儿子说：“我现在也想通了，贫困总归不是好事，放贷可得厚利，可以放手去做。不过放贷最怕债务人欠债不还，不如这样：你把本地那些欠钱者的债券账据统统给我，我是地方长官，可以依法出面要求他们还债，由我出面谁敢赖账？”顾绰一听大喜过望，心想父子联手，财是发大了，于是就交出了这些单据。谁料顾觊之当即就将这些账目单据烧毁，还放话乡里谁欠了顾家老三的账，都不用归还，顾绰为此懊丧不已。

  凭着多年在动荡政治生涯中积累的人生阅历，顾觊之经常教育子弟道：“你们生于富贵之家，要乐天知命，凡事万不可勉强为之，否则不仅徒亏我顾氏家传之雅道，而且有可能引火烧身引来大祸临头。”还写了一篇《愿注定命论》，在这篇文章里，他广征博引，通过许多历史事实论证由于很多先天因素和时代局限，具体的个人不可对自己条件所难以企及的目标过于强求，更不可以通过宗教迷信来希望生活出现奇迹，而应该各安其位，严守本分，兢兢业业。文章里完全没有特权显贵的奢靡虚诞之气倒像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创业者在对自己的子弟谆谆叮嘱。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现存的较早的一篇顾氏族规。

  顾觊之的五个儿子中，长子顾约曾经当过豫章太守；次子顾缉（字尚成），当过太常寺卿和礼部侍郎；三子顾绰（字尚充），做到兰台侍郎，在齐明帝时升为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事；四子顾，在齐明帝时为中书舍人；五子顾绲，当过骠骑将军，这不是武职，只是一种荣誉性的虚衔。

  顾觊之的第三代人丁兴旺，其中长孙一系顾宪之记载较多，《宋书》有传。

  顾宪之，字士思，吴郡吴人，祖父是宋镇军将军、湘州刺史顾觊之：父亲顾约是顾觊之的长子，曾经出任豫章太守。

  顾宪之早慧，少年即被州郡征辟为议曹从事，以后又连续做了太子舍人、尚书比部郎、抚军主簿。宋元徽年间（公元473～476年）顾宪之担任了建康（今江苏南京，当时的首都）令。地方长官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司法断案，据说有一次，某家的牛被盗，后来认出被邻人所盗，就向官府告发。盗者坚称是自己的牛，争执不下，顾觊之就效法古人老马识途的方法，解开牛绳放牛自行，结果轻易地解决了这个案子。其他类似的案子也往往迎头化解，百姓视为神奇。另外顾宪之为官正直清廉，对于徇私请托、贪污勒索，不论贵贱一概依法处置。百姓非常拥戴，甚至当地民间饮酒者遇美酒就称为“顾建康”，意思是像顾建康令一样清醇。

  在齐高帝执政时，顾宪之出任骠骑录事参军、太尉西曹掾。后来武帝登基后出任衡阳内史。在此前，衡阳境内适逢瘟疫，死者无数。由于死者过多棺木不够用，尸体往往就用草席包裹，丢弃道边。顾宪之到任伊始就布告郡县要求家属埋葬，家贫无力丧葬者，他就以公禄资助。他深知只有纲纪存在，才谈得上治理。衡阳（今湖南衡阳）地处偏远，民风鄙俗。家里如果有人生病，往往就认为是祖先作祟，流行开墓劈棺水洗尸骸的习俗。顾宪之就写了一些通俗的文字，晓谕乡民生死之理，并厉行教化，于是此类陋俗逐渐灭绝。当时主管附近地区的刺史刚刚到任，发现只有衡阳地区没有司法诉讼，非常惊奇，说：“顾衡阳之教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将何事！”感叹如果属下郡县都如此，自己就无事可做了，这可以说是对下属的最高嘉奖了。

  此后，顾宪之又出任了中郎长史行会稽郡事。当时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吕文度深受皇帝信任，因此在家乡广建宅邸、纵乡里。顾宪之到任后吕文度还上表夸赞他。后来吕文度母亲去世，还乡丧葬，地方官属争相吊唁，只有顾宪之没有去捧场。于是吕文度就怀恨在心，多方陷害，但是因为顾宪之正直，没有成功。

  随后，顾宪之升任南中郎巴陵王长史、加建威将军行婺州事。当时司徒竟陵王在宣城等三县数百里封占山泽，禁民渔樵。顾宪之力陈不可最后竟陵王只能让步，同意还地于民，表示若非他的劝告自己不知会有这么多的弊端。

  顾宪之政绩卓著，所以步步高升，不久就当上了黄门侍郎和尚书吏部郎中。在以前宋的时候，顾宪之的祖父顾觊之职掌吏部时因为很欣赏其孙顾宪之，就在府衙的庭院里栽植了一些树木，开玩笑说：“这些树是为宪之种的”，意思是说将来顾宪之也一定可以做到吏部官员，不料果然如此。

  在行南兖州事任上，顾宪之的母亲去世了。在服丧期满后，顾宪之又连续调任了许多职务，一般都是一些荣誉性的散职。后来，在辅国将军竟陵太守任上，顾宪之因病告老还乡。

  不久又被朝廷征召为豫章太守。当时境内有一名贞烈女子，丈夫死后恪守妇道，孝敬公婆，父母想强迫她再嫁，她坚决反对。顾宪之就下令表彰，并以鼓励贤孝为己任。

  中兴二年（公元 502年），雍州刺史萧衍结束了齐末的混乱，建立了梁，萧衍就是梁武帝。在萧衍当扬州牧时，就已经听说顾宪之的名气，征召他做别驾、从事使，等到登基后，顾宪之已经病重，再次要求告老还乡。天监二年，已经致仕的顾宪之被授予中大夫的虚职。

  顾宪之一生任职多为地方长官，这些是官场中最容易积攒财产的职务。但是因为他为官清廉，所以素无余产，还乡后甚至“不免饥寒”。天监八年（公元 509 年），顾宪之去世了，时年 74 岁。死前留下遗书一篇留给子孙，书里表明了他对生死的豁达，要求后代勤俭持家，祭祀不可铺张，情真意切。这篇遗书至今还保留在《梁书》的本传里。他生前还著有诗赋铭赞和衡阳郡记等几十篇文章，可惜大多已经失散了。

  顾宪之之子顾同仁，字民育，梁大同年间做镇军将军；其子顾耀，字叔扬，梁太清年间官居给事中，侯景来降时，他曾经反对接受，但不为廷所接纳。

  顾缉之子顾初，字含璞，没有出仕，世居乡里，因为古代对于平民不重视，所以这一支以后就史籍失传了。

  顾绰之子顾黯，字长孺，据《南齐书》记载，曾经与顾欢一起拒绝了朝廷的征召，终老乡里。

三、顾野王家族

  顾野王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同时，又是顾氏家族史上继秦汉时得姓始祖顾余侯、三国顾氏大发展时期最重要奠基人物顾雍、顾徽兄弟之后最重要的关键人物。因为顾野王居住在苏州光福铜坑山，故此支在顾姓族系里被叫作“铜坑系”。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顾氏家谱都自认为属于铜坑一系，将顾野王尊为铜坑始祖。

  顾野王，字希冯，吴郡吴人。其祖父顾时秀（字子乔）是梁的东中郎、武陵王府参军；父亲顾煊（字信威）是吴郡的五官掾、临贺王记室黄门侍郎，以精通儒家经典而著称。到顾野王时，顾氏已经传到第三十世。

  顾野王幼年好学，七岁就可以读儒家的五经，知道其大概意思，并且还能够写小文章。曾经写过《日赋》，领军朱异见后非常惊奇。十二岁的时候跟随父亲到建安（今福建建瓯），就根据所见所闻写了《建安地记》二卷。长大以后遍读诗书，经史、天文、地理、占卜无所不通。

  梁大同四年（公元538年）顾野王就任太学博士、中书领军、临贺王府记室参军等职务。宣城王在做扬州刺史的时候顾野王和王褒皆为王府宾客，深得宣城王的信任。顾野王极富艺术才华，善于绘画。宣城王曾经请顾野王画古代圣贤图、让王褒写赞辞，结果相得益彰，当时人称“二绝”。

  太清元年（公元 547年），东魏大将侯景因为内部矛盾背叛了魏，声称愿意用河南之地为条件投降梁，被梁武帝接受。次年，侯景勾结梁镇守长江的宗师萧正德发动叛乱，攻陷了首都建康并饿死了梁武帝。接着连续劫掠江南一带，作恶多端，江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此时，顾野王因为父亲去世，在家服丧，就发动族人乡民，聚集起数百人的军队参加反击叛军。顾野王本身一介文弱书生，清俊儒雅，军旅并非所长，加上父亲亡故，悲伤难禁，所以越发瘦弱，但是为了国家他还是暂时弃笔从戎，发挥他的才华，枕戈披甲慷慨陈辞，闻者无不激动。但是因为梁的各路军队各怀私虑都观望不前，顾野王这路义军支援京师的努力失败了。顾野王不得不撤退到会稽与友军合军一处，抵御候景。

  不久，侯景之乱被梁军大将陈霸先、王僧辩等平息，王僧辩对顾野王非常赏识，任命他出守海盐县。陈霸先也就是后来的陈武帝，执政时，顾野王已经是临川王府里的咨议参军了。此后，南进入了一个相对太平的时期，朝廷赏识顾野王的文才，就任命他出任修撰梁国史的史官、国子博士、黄门侍郎、光禄卿知五礼事等职，直至太建十三年（公元 581年）顾野王去世，卒年 63 岁。

  在秦汉到六朝顾氏的子弟中，顾野王的学识显然是最好的。

四、海盐顾氏

  从顾余侯开始，顾姓子孙一直居住在吴郡世为吴人，是名副其实的苏州土著望族。不过三吴地区土地狭小，加上晋末孙恩等的大规模起义，以及梁初侯景之乱，吴郡顾氏也出现了外迁的情况。不过比起其他姓氏的复杂迁徙分布，顾氏迁徙基本上仍然局限于今天的江浙地区。在这些迁徙中，较早的迁出地区是离吴不远的盐官，即今天浙江海盐一带。

  根据《南齐书》，在西晋隆安年间，顾纠为躲避战乱携家迁到了盐官。顾纠属于顾氏的哪一支并没有可靠文献记载，不过顾觊之的五个儿子分别命名为约、缉、绰、缜、绲来看，顾纠也有可能是属于此辈，当然这仅仅是猜测。顾纠之孙顾欢，正史有载。

  顾欢，字景怡，吴郡盐官（今浙江海盐附近人）。他的祖父顾纠在晋的隆安末年（公元400 年左右）因为躲避战乱，举家迁到了盐官地方。

  顾欢天资聪颖，只有六七岁的时候，就写过《甲子有简》三篇，大概是善于古代干支记时推算的歌诀之类。稍长，因为家里贫穷，所以父亲就让他到田里驱赶馋嘴的雀鸟，他于是就根据对鸟雀的观察写了一篇文章叫《黄雀赋》，结果田里的鸟雀纷纷饱食而归。父亲因此大怒，要打他，但是看到了他写的这篇赋后也不由喜欢，于是就宽恕了他。从这点来看，顾欢的这一支应该是顾姓中比较偏远败落的一支，但是其父能见赋而喜，应该是相当有文化的，不会是普通贫苦农民。

  顾欢很早就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因为家里不富裕，供不起他上乡塾读书，他只能躲在学校后面听讲学，这也是古代很多出身贫寒的有名人物成长的共同故事了。不过，这种偷听的方法居然效果不错，很多内容他都可以背诵无遗漏。到了八岁，顾欢开始诵读《孝经》《诗经》和《论语》。再长大一点，顾欢越发好学向上了。家里母亲年迈有病，顾欢就白天在家耕田照顾母亲，晚上夜读诗书。为了省钱，顾欢就用农家常见的谷糠燃火取光照明。后来，同郡的顾觊之来县里看见了他读书，非常惊异就让自己的几个孩子与他多加交往，并且帮助他向有学问的人问学。

  二十多岁时，顾欢开始跟随豫章的雷次宗学习经艺诸子。不久，顾欢的母亲去世了，顾欢非常悲痛，于是就效法古人在母亲墓旁结了一个草庐，为母亲守墓竟至数日饮食不进。随后，顾欢就隐居于天台山里，依靠开馆授徒为生。因为学问好，学生竟多至百人。可能是出于自身身世缘故，每及书里有哀及父母章节就往往难以忍禁，悲从中来。因此，竟至于在讲授《诗经》 总是将其中最悲伤的几篇略而不讲。

  几年后，后来成为梁太祖的萧道成辅政时，因为欣赏他的品学就将他任命为扬州主簿，还派人迎接他入朝。萧道成登基后，君臣相逢竟至顾欢自称“山谷臣”。此时已经是宋多次北伐失败之后，由于北魏大军南侵实行三光政策，南方内部权力斗争加剧，南朝已经不复当年晋宋之盛。顾欢目睹当时南朝纲纪败坏，于是就上奏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是纲纪，纲纪整饬了其他各项事务就顺畅了。依我愚见，近来自然人情都包含着很大的变数，所以我进奏一疏，恳请陛下重视民情，不要因为百姓低微而忽视他们。您待我甚厚，又要我进言，我就只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现在既然话已经讲完，我也完成任务该走了。”之后就辞职归隐。顾欢所暗示的变数，用随后进谏的刘思效的话说，就是自从宋的大明年以来，外有北夷压境，内有宗室之乱，黎民百姓已经生计凋敝，可是权贵富豪们仍然奢侈无度，社会矛盾日渐激化。皇帝以嘉奖来回应，并且赠送了东归的顾欢麈尾素琴等礼物，表面上看是表示对这个高士的尊敬，其实就是暗示“谢谢你的进言，请你回家做世外高人去吧”。

  永明元年（公元 483 年），朝廷又下令召顾欢为太学博士，随同征召的还有与他同族的顾黯。顾黯，字长孺，征为散骑侍郎。但是两人皆有归隐之志，就委婉地予以拒绝。

  顾欢晚年，寄情山水，史书说他“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服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一种癖好，他们认为通过服用各类奇异药石可以修身通灵，虽然用今天的眼光看来显然是没有科学道理的，但是就是在这一类方技的基础上，我们的祖先发展了相当于现在药物、化学和医学的各类学科，比如神医华佗发明“麻沸散”，经研究就与此有关。这种习气又以魏晋为盛。其实世界各文明的早期，科学与迷信实在很难区分。从这个意义讲，顾欢还是一位富有冒险精神的方技家。在他隐居的天台山，有着秀丽旖旎的自然风光，顾欢沉浸其中。每日早出，群鸟聚集于他的手掌上争夺他的喂食：晚上他研习黄老之道、阴阳之变，感悟天地自然之道。所说他所道之言多有应验，时人颇以为异，其实这只是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与学识修养所使然。

  永明末年，随着年老体衰，顾欢终于感到那一天即将来临，于是就赋诗一首，其中两句为：“精气因天行，游魂随物化”，对生死看得极为恬淡。死后葬于剡山，时年64岁。顾欢死后，族人将其坟墓迁回家乡，受到礼遇。皇帝下令要顾欢的子孙整理他的著作文议三十卷。因为当时是外来的佛教与传统的儒学争论最激烈的时代，因为两家各有长处而且又互不兼容，所以士大夫们常常为此争论不休。顾欢就作了一篇《夷夏论》，阐明其意，是古代宗教思想史上的重要文献。

  由于盐官顾氏在孤行中地位并不突出，又迁居外地，所以这支顾氏的早期历史至今还难以廓清。不过在史书里还有零星记载，例如南朝陈的顾越，字思南，吴郡盐官（今浙江海盐附近）人。

  顾越在顾氏族系里属于哪一支已经很难考究了。据史书记载，他少年丧父，凭勤奋刻苦自立。他居住的新坡黄冈有年代悠久的乡校，所以盐官顾氏后代多儒士。

  顾越聪慧有辩才，稍长就可以论说毛传《诗经》，并旁通疑义。正因为如此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和官僚的赏识，不久就向朝廷推荐做了扬州议曹史兼太子左率丞。

  顾越通晓儒经，擅长透过文字看其意旨，善于建立自己的观点，因此为梁南平王所敬重，成为王府里的重要幕僚。后来还做了国子博士，成为国家专门供养的有才学人士，被政府咨询顾问。

  陈取代梁以后，陈武帝认为顾越老成可用，比较欣赏他，就让他做了太子侍读辅导未来的皇帝。后来的统治者也多给他加封了一些散骑常侍中书舍人之类的荣誉性职务。可是后来因为陈内部争权斗争，就有人诬告他怀有野心，因此曾经遭到冤狱。不过不久总算是得到了澄清，也就无罪释放官复原职了。

  太建元年（公元 569 年），顾越在家中去世，他活到了 78 岁。根据《旧唐书》卷七十三等的记载，顾越之子名览，览子为唐初历史学家顾胤。遗憾的是，除了上面提到的寥寥可数的几位孤行人物及其模糊的世系，对于这支顾氏在南朝的历史，我们就一无所知了。

  在包括了吴、东晋、宋、齐、梁、陈的所谓六朝时期，顾氏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过程。从三国顾雍职掌国政，到永嘉时期顾荣对东晋政权的决定性支持，是顾氏在江南的第一个兴盛期。由于经过两汉的发展，顾氏由一支越人族群，汉化为江南首屈一指的大姓，在相当于今天苏州为核心的地域里，成为人丁兴旺、经艺传家的东南世族。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因为江南本为越人故里，加上顾氏历代勤于学习，拥有识时明理、宗族团结、善于和如陆氏等其他当地大姓友好相处、忠于朝廷、敬业守职等家族传统，所以才有了六朝前期的繁盛。

  从地域来讲，顾氏最早一直居住在相当于今天苏州一带的吴郡，此外其他地区可靠的历史资料里没有见过关于顾氏的记载。期间虽然也有顾氏子弟外出做官甚至流放，但至南朝为止，真正的顾氏族群一直没有离开家乡，是吴地的土著大姓。一直到东晋的末年，顾欢的祖父顾纠才因为躲避战乱离开苏州，迁到了盐官也就是今天上海金山与浙江海盐一带，实际上也没有离开吴地。

  顾氏聚居于一地的这种情况，其实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永嘉南渡以来，北方世族大规模南迁。当时是世族居社会政治生活主导地位的时期，高门大姓在江南封山占水，以大宗族形式聚居，作为当地的土著世族，顾氏因此也采取了这种流行的办法，所以顾氏郡望就是吴地苏州。这就奠定了顾氏世居江南这一地域特征，以后虽经世事沧桑，也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

  再从文化和职业特点上说，由于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秦末虽有项羽起兵，但是北重南轻的局面一直没有改变，这是当时由地缘政治形式和经济发达程度所决定。作为由少数土著汉化而来的顾氏，要想在政治经济上有所发展，通过嬴秦和刘汉那样的王朝战争形式逐鹿中原、问鼎天下是不可能的。因此，通过修习儒家经典，融入主流社会就是一条最好的途径了。所以顾氏利用自己在南方历史悠久、根基深的优势，世代以儒家经艺为正途。进，可以光宗耀祖；退，可以耕读为业，明哲保身，因此，经艺传世就成为顾氏宗族文化的另外一大特征。由此推演，顾氏在传统主流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从秦汉至六朝人才辈出，而且孝敬师长、忠于国家成为这个宗族的普遍现象。

  按照中国古代盛极转衰的观点，在顾氏全盛时期其实已经埋藏了衰落的原因。东晋时期，是中国古代门阀政治的鼎盛期，北方王、谢、桓、庾四个高门大族和南方顾、陆、朱、张四大姓，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如果说早先这种优势还有家族教育方面的合理原因，那么到了后来就演变为纯粹的以出身取仕，这显然是不等于国家和人民的。不可否认这些家族出过很多杰出人物，但是当时的大势是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军事政权具有压倒性军事优势，南方在人口和经济上都处于劣势。在这种情况下，任人唯才成为南方唯一的出路，但是门阀政治显然堵塞了寒族官僚知识分子的政治出路。另外，特权阶层的势力过于强大，也不利于中央政府的统治，整个六朝期间，皇权和世族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息过，这就极大地消耗了南方本来就不多的资源。到了出身寒族但有才干的刘裕建立宋以后，世族虽然表面看地位仍然很高，但是因为皇帝本人就是寒人，所以也抵制世族重用庶族，出现了所谓“寒人典机要”的情况。这是当时不可逆转的形势。

  从顾氏的具体情况来看，要不是顾荣在永嘉南渡时为穷途末路的晋准备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江南，司马政权恐怕早就覆灭了，但是以北方氏族为主的各个统治集团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任过以顾氏为代表的南方世族即便是晋元帝司马睿也如此。至于东晋末年之后，尽管忠心耿耿，但因为朝廷内乱顾氏子孙屡屡被怀疑有异志的情况就更加说明了这点。刘宋以后，北方高门也无法掌握实权，于是顾氏成员就基本只能够担任一些地方长官，而且一旦有政绩就会被授予散骑常侍、中书舍人或咨议参军等虚职，尽管关于顾氏子弟“少有才智”“聪明过人”等记载不绝于书，其才华也就无从真正发挥了。

   可以说，六朝时期顾氏的家族际遇，就是一部南方世族的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