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雍家族

一、顾雍家族

  顾雍（公元168~243 年），字元叹，生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是当时吴郡（相当于今天的太湖流域一带）吴县（今苏州）人。据记载，他的曾祖父顾奉（字季鸿）曾任东汉的颍川太守，但其本人已经史实无考了，到顾雍的时候顾家已经成为吴地的著名士族。

  顾雍年轻时曾经随来江南避怨的著名学者蔡邕学习，勤奋好学，深受其师所赏识，并预言其今后必成大器。由于当时政府选官主要通过地方长官和有威望的名流推举地方有才德者，而举荐的主要标准是儒家经艺和个人品行风度方面的修养。顾雍在这两方面在当时都是负有盛名的，因此年方二十就被举荐。

  顾雍先出任江南合肥长。此时正值汉末乱世，北方军阀混战，孙氏父子率军南下据守，江南初定。顾雍在任上即以才干和忠诚纯真引起了着意于搜罗人才的孙氏政权的重视。而且合肥地处与北方军队对峙的前线，是孙吴的军事重镇，顾雍在此期间所显示的才能为孙权所赏识。不久，孙权任会稽太守时由于不能离开权力中枢，所以实际没有到任，就任命顾雍为丞（助理），实际代行太守的职责。由于孙权后来成为孙吴政权的君主，顾雍与孙权的这段短暂“合作”实际上就等于接近了当时的权力中心，这一段时期也就为顾雍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础。

顾雍在任内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讨除贼寇、安抚流民。某种程度上说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因为汉末北方的灾害、起义与军阀混战，众多的北方人口渡江南下，来到相对平静的江南；南来的不仅有大量流离失所的灾民，还有长期以来一直享有政治经济特权的北方失势世族强宗，以及由此引起的移民与当地土著的矛盾层出不穷。而当时混乱的政局导致政权瘫痪，这些就成为治安恶化的主要原因。身为江南土著世族又受过北方文化熏陶的顾雍，在弭和南北矛盾方面有相当的优势，史称其治理会稽政绩斐然，“讨除寇贼郡界宁静吏民归服”（《三国志·吴书·张顾诸葛步传》）几年后，顾雍也因功升任左司马。

  在孙权的治理下，东吴政权逐渐稳定下来，顾雍的仕途也步入坦途受命出任执掌司法大权的大理奉常领尚书令，并受封阳乡侯。受任后回家他却并未张扬，以至于竟然连其家人也一无所知，只是后来从别人嘴里才得知此情，顾雍为人谦和不事声张的个性由此可见。黄武四年（公元 225 年），顾雍官迁太常、拜醴陵侯，并代替重臣张昭出任了丞相平尚书事，执掌国政，达到了古代士人事业的顶峰。不过与当时一般的执政大臣不同，顾雍不仅关注所任用官员的本身才能，还强调必须深入基层调查以便于在瞬息万变的战争状态下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这些都为稳固孙吴政权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当时各割据政权都具有浓厚的军事独裁色彩，加上势力相对弱小，为保证令行禁止，与魏和蜀比较孙氏政权也是以法令严酷著称。顾雍也深知事君之道，所以凡是他提议而行之有效的，他都将之归于吴王英明，反之也从不声张宣泄，孙权也就愈加敬重他了，这在人性充分舒张的今天看来未免失之过于世故圆滑，但是在“伴君如伴虎”的专制时代，这不仅关乎身家性命，而且若没有与集权君主的良好个人关系，任何利国利民的举措也是不可能得以实施的。不过由于执政之责重，为应对内外严峻的挑战，顾雍对于重要问题也表现出其坚持原则的一面，比如他就曾经向孙权指出东吴政治有法重刑厉之弊，并促使作相对调整；只是比起史书里常见的犯颜直谏一类的忠臣，他更是倾向于卑言谦辞的所谓“良臣”。作为宰辅重臣，顾雍不仅可能做到不諂上，而且也不欺下，尤其是于人困厄时能够宽以待之。

  当时东吴的吕壹曾经出任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部文书一职，是负责监察州郡官民品行的监察官员。吕壹就利用职权，捕风捉影对官员滥用刑罚，并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对此顾雍一一加以纠正。不久吕壹坐法被捕，由顾雍负责此案审理。尚书郎怀叙憎恨吕壹，当面讥骂泄愤。顾雍虽不赞成吕壹所为，但是出于法律与道德双重考虑，却正色告诫怀叙“官有正法”并予以制止。在审讯过程中，顾雍一直以平和的态度询问，使吕深为折服。顾雍的所作所为表现出中国古代传统所崇尚的士大夫应有的宽厚与博大胸怀，即便在今天的文明与理性社会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在动荡的时局下、险恶的官场中，顾雍为相达十九年之久，可见其才德之杰出。赤乌六年（公元243 年），顾雍病故于任上，时年 76 岁。一向视之为股肱的孙权非常痛惜，素服亲吊，赐谥号为肃侯，并拜其小儿子顾济为骑都尉，以此纪念报答这位忠心能干的老臣。公正而论，孙吴能够以偏师弱旅占据江东与各方豪强相抗，与顾雍的辅佐及其所代表的包括顾姓在内的本地土著大姓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正因如此，顾氏一门自顾雍开始，子孙人才辈出累至高官，家族也兴旺发达，成为江南首屈一指的大姓，至今依然。加上夏代的顾向和顾淑两大宗，顾余侯是所封侯名，顾姓子孙要到顾雍父辈始分为顾向和顾淑两大宗，开始有可信的确切世系可考、并传承至今。而且可以说，顾雍其实是中国顾姓有详细历史记录的第一人。

  顾雍家族在六朝还出了不少其他有名人物。顾雍有子三人：顾邵、顾济和顾裕。

  顾邵（字孝则），顾雍长子。其少年博览群书，交游广阔，声名远布与其舅名士陆绩齐名，史书称连东吴名相陆逊等“（名）皆亚焉”，比起他来还有所不如。顾邵曾出任豫章太守。正因他少年英才，孙权之妻就将其侄女、孙权之兄孙策的女儿嫁给了他。才干加上良好的家族与婚姻背景使顾邵 27 岁就出任了豫章（治所今南昌，辖区相当于现在的江西北部）太守，成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

  在豫章任上素有政绩。由于豫章郡在当时属于新开发区，又多山区和夷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民风也不好，非常迷信，多崇拜各类鬼神。顾邵上任伊始，就以拜先贤当地徐孺子之墓入手，希望通过亲自礼敬先贤优待其后、下令禁绝各类民间非礼祭祀活动，以图达到移风易俗、发展文化的目的。另外一方面还大力发展教育。顾邵在自己署衙办公时，对手下人员的品行素质颇为关注，每当遇见下属吏员资质较好的，就会劝令其读书上进，并提供机会择优任用提拔了一大批出身贫贱的才干之士，于是豫章当地的民风为之一变，这个地方成为一个人才辈出的地区。受其提拔的人中，钱塘的丁谓本来是伍役，阳羡张秉、乌程的吴粲和云阳的殷礼等也生长于市井，这是非常难得的。而更加难得的是为了帮助这些有才华但苦于出身低贱不为上流社会所容的人才拓展仕途，出身高贵的顾邵不惜以卑言屈辞等手段来提高他们的身份。据《三国志·吴书》本传记载，张秉家中有丧顾邵亲为之易服服丧，张秉有病顾邵连会见客人也闷闷不乐，说张仲节（张秉字仲节）有病不能来，我“恨不见之”谢客而出。这些在今天来看未免有些令人难以理解，但是当时是一个“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第社会，门第观念之强甚至到了连帝王也难以幸免的地步。比如几十年后时逢永嘉之乱，西晋覆灭东晋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南渡江东，当时南方的土著豪门就以门第原因而冷落司马睿，只有当那时门第最高贵的太原王氏之后王敦、王导等故意在公共场合对司马睿低声下气时，晋元帝的地位才得以巩固。从这两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中同样的委婉与无奈。只是与有重大个人利益牵涉其中的王氏兄弟不同，顾邵的礼贤下士更多了几分公正与无私。

  顾邵在任五年而逝，死后其职由子顾谭承袭。

  顾谭（字子默），自幼家境优越，他和诸葛等与孙权的太子私交甚深，在吴赤乌年间（公元238～250年）代替诸葛出任左节度。我们知道由于古代选官的标准一般是门第或传统的经学文史知识，而具体的政务则牵涉大量专门的管理技术，后者是非长时间的炼不能有的，所以古代官场往往存在胥吏利用自己的专门技术和长官疏于此道欺上瞒下的现象特别是讲究门第的六朝时期尤其如此。这次衙役胥吏们一听说新来的长官是出身名门的公子哥儿，自然觉得有机可乘了。可是这次他们却打错算盘，顾谭生性聪慧而且擅长计算。在任上每逢审阅账文书，他连算筹都不用，“徒屈指尽发疑谬”，就是仅仅依靠心算就可解决复杂的账目：而且还进一步指出问题所在。这种高明的会计才能大概还需要相当的经验才做得到，因此就使得一向以难管理著称的胥吏们无不为之折服，自然也就难以从中捣鬼中饱私囊了。

  后来，顾谭又被朝廷加奉车都尉，更加名声四布。当时薛综任选曹尚书，认为顾谭无论才智人品都在自己之上，要求朝廷选用顾谭。顾谭也就因此取代薛综任职。不久祖父顾雍去世，数月之后顾谭就接到朝廷任命命令他平尚书事并加太常衔，也就是祖父顾雍先前的位子，实际上担当了执政大臣的重任。当时吴的内部形势比较微妙，鲁王孙霸非常得宠，势力很大而且骄横跋扈，其地位几乎可以与太子孙和比肩。国内出现两位势力相当的潜在王位争夺者是古代国家最忌讳的事情，所谓“并国匹嫡”，因为这会导致国家内部分裂甚至内乱。顾谭于是就向朝廷上了一道重要的奏章。他写道： 臣闻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如此则骨肉之恩生，觊觎之望绝。昔贾谊呈治安之计、论诸侯之势。势重虽亲必有逆节之累，势轻虽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亲弟不终飨国，失之于势重也：吴芮疏臣传祚长沙，得之于势轻也。昔汉文帝使慎夫人与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坐。帝有怒色。及盎辩上下之义、陈人彘之戒，帝既允怿、夫人亦悟。今臣所呈非有所偏，诚欲以安太子而便鲁王也。

  在古代君权社会，国君的农事就是国事，自然不可凭一时感情行事必使王子们高下等级分明。这样做看似无情，其实却保存了手足之情不为权欲所破。当年汉高祖初定天下，贾谊进献治安之计谈论天下诸侯兴亡大势，就已经指出：统治者的后代们之间如果权势过重，即使兄弟感情很好，也难免将来诸侯坐大、为权利而手足相残：如果尊卑有别长幼有序那么即便感情较淡王子们也可以在父亲去世，长兄为君的情况下得以保有自己的封祚。当年汉淮南王刘安是皇帝的亲弟弟，也难免因为谋反的罪名而失去淮南王位：吴芮虽是异姓诸侯，但因为对汉朝恭敬从事而安心地做他的王侯。汉文帝宠爱慎夫人，使其与皇后同坐于一席，被大臣袁盎所斥退，文帝大怒认为是大不敬。袁盎却晓之以尊卑大义，并以前车之鉴警戒：汉高祖刘邦最宠爱戚夫人，生前娇纵之，使她地位凌驾于吕后之上吕后非常嫉恨。刘邦死后，吕后专权，就将戚夫人砍去四肢，极力折磨使之失去人形，并称之为人彘，就是人形猪的意思。文帝听后大悦，慎夫人也很高兴，知道袁盎是顾念自己。

  顾谭这道奏折引经据典，写得切中要害。历来多少雄才大略的统治者，死后后人们兄弟相残，致使父亲的功业衰败，国家败亡。而自古王孙公子的宠废背后都离不开妻妾的争斗，所以人彘的故事是最能够震撼这些一生富贵系于儿子前程的女人们的。最后那句话点明了自己是为了国家社稷而并无偏废取舍之私心，这么说既是做臣子的本分，也有意在避祸保身的良苦用心。顾谭的举动深为时贤称颂，也受到了最高的重视。

  奏折虽然公正严明，大义凛然，但是仍然得罪了鲁王。顾谭的刚正也为他日后的悲惨结局埋下了祸根。

  不久，身为长公主驸马的卫将军全琮也与顾谭交恶。起因是他的儿子全寄是一个投机取巧的纨绔子弟，一向喜欢攀缘附势、结交权势豪门，曾经是权势显赫的鲁王府邸的座上客。这回又想结交门第很高的顾谭，却为顾谭所拒绝，于是小人之心顿起，伺机报复。此前，顾谭之子顾承与张休等领兵北伐至寿春（今安徽寿县一带），当时全琮是统帅全军的大都督魏将王凌来战，两军在芍陂地方厮杀，结果全琮兵败撤退，吴军在魏军追击下损失很大。后来顾承、张休冒死反击成功，夺回了失地将战线恢复战前态势。这时全琮之子绪端也在军中为将，见机就趁势掩杀。魏将王凌就撤退了。事后论功行赏，众将公认顾谭、张休功大而端绪得了次等功。主将全琮恼羞成怒，父子几人深恨顾谭及其家族。

  后来张休因冤狱被捕，顾谭也受到牵连。孙权一向敬重顾雍及其宗族，所以非常犹豫，想为其开脱罪名，但是又怕明说会引起其他朝臣认为他偏袒而不满，所以就暗示顾谭希望他主动认罪就可以开释。孰料顾谭生性耿直，当场就反问孙权：“陛下，我怕谗言从此兴起啊！”全琮等人见机会来了，就当场启奏说顾谭“诬罔大不敬，罪当大辟！”就是欺君该杀在这种情况下君主的权威更要紧，孙权也只能判决有罪，只是从轻改判流刑交州。交州相当于今天广州地区，当时是非常落后、人烟稀少的蛮荒之地，而且流行很多亚热带疾病，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流放交州有时也意味着与家人的永诀。

  顾谭在流放交州的刑期中发愤著述，写下《新言》二十篇，其中的《知难篇》就是以自身的经历和遭遇抒发其忧伤之情。在流放交州的次年顾谭死于流放地，卒年 42 岁。顾谭有三子：顾粹、顾承、顾禺。

  顾承（字子直），《三国志·吴志》有其传记。据记载，顾承少有盛名，因为精通礼学在嘉禾年间和姻亲陆瑁一起被朝廷征召为官。在亲自与其交谈后，孙权赐书其曾祖顾雍褒奖，对顾承人品赞不绝口，认为比其声名犹有过之。于是就拜为骑都尉、领羽林兵，常为孙权亲随。稍后又升为吴郡西部都尉。

  吴国属地多山区丛林，经济落后而且人口稀少。当时山区居住了不少被称为山越的越人部落，他们人数不少、文化落后，而且居住分散互不统属。为了增强国力与魏蜀对抗，吴国就把目光对准了山越，希望把山越的人口迁出山区和汉族混居，既可以增加人口，也能够繁荣经济。但问题是越人已经适应了东吴认为的未开化的“野蛮”状态，不愿意过受国家和权贵管制的“文明生活”，武装抵抗非常普遍。当时的东吴就采取了强硬的军事手段，用武力逼山越出山。也就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吴就派遣了将军卫温率庞大船队到了被称为“夷洲”的台湾，成为大陆官方组织的第一次赴台探险。顾承也参与了诸葛恪等人领导的平定山越的征讨行动，这种军事行动是血腥残酷的，顾承是不可能在这样的行动中对他祖先的同族有手足相惜的情感的，因为这时的顾氏经过了近五百年的汉化，早已经成为汉族的嫡系成员。

  在收服山越的过程中，因为山越还保存着当年越王勾践时代的尚武遗风，十分勇敢善战。东吴的将领们认为可以利用，一般就将降服的越人中身强体壮者收入军队，顾承就因此收服了大约八千精兵。后来就带领这支军队南方屯田（就相当于今天的军事屯垦）。不久又升为昭义中郎将、侍中。顾承所参与的这种行为若以今天道德标准衡量，显然有一定的非正义性，但是我们评判历史人物应该坚持历史的原则。诸如征讨山越之类的行为在当时的世界是被普遍认可的，而且因为东吴法律严苛，如果征讨失败不仅将领会受处罚，比如探险英雄卫温就因为劳师动众结果掳掠的人口寥寥而获罪被杀，而且东吴也会因为国力不济而陷于其他国家征讨的铁蹄，可以说，在历史上如果没有祖先们默默地为民族融合付出的重大代价，就不会有今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芍陂战役后，顾承官拜奋威将军出领京下督，正当大展宏图之际可惜的是几年之后就身遭冤狱，与其兄顾谭一直被流放交州，37 岁死于流放途中。

  顾禺（字孟著），为顾邵次子，也是少年出名，曾任散骑侍郎，可惜英年早逝。

  顾邵一系因为是长子而且继承了顾雍的官职所以是顾雍家族的嫡系。

  顾雍的次子顾济和顾裕也是顾姓族群历史发展中重要的环节。

  顾裕（又名顾穆，字季则），少有才学，曾经出任东吴宜都郡（今湖北宜都一带）太守。据二十五史之一的《晋书》记载，顾裕之子顾荣（字彦先）也是东南的名士，史称“神机朗悟”，年方弱冠就出任吴的黄门郎太子辅义都尉。晋灭吴以后，顾荣与陆机兄弟三人一同到洛阳，时人号为“三俊”，受晋朝重用。历任郎中、尚书郎、太子中舍人、廷尉。

  适逢西晋八王之乱，赵王伦杀死淮南王允后，大肆搜捕淮南旧部，将他们收监欲加以杀害。晋元帝出镇江东（即今天的江南地区）的时候，任命顾荣为军司马，礼遇甚厚。死后受赠侍中、骠骑将军仪同三司。在东吴和晋两代为臣，显示了统治者对其本人和家族都非常重视。

二、顾徽家族

  顾雍还有一个同母胞弟顾徽（字子美），也是当时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少年时曾经游学于东南，即以经学闻名，后也为孙权任用。

  与其兄顾雍一样，顾徽为人宽厚，史书曾经记载了他挽救一个将受酷刑的违纪军人，这在当时东吴靠严刑峻法维持统治的氛围下，也是很难得的。不过与顾雍“少言语”不同的是顾徽素有才辩。当时雄踞北方的曹操一直对未能将江南收服而耿耿于怀，所以北方稍事安定后就有觊觎江南之意。东吴朝廷听说曹操有意南下图吴，非常紧张。但是鉴于强悬殊不便过早激化吴魏之间的矛盾，孙权就任命有外交才干的顾徽，出使曹魏。此行使命沉重，孙权特地拜顾徽为辅议都尉。据《吴书》记载，临行孙权叮嘱顾徽说：“卿孤腹心，今传曹孟德怀异义，莫足揣之，卿为吾行。”意思你是我的心腹，希望此行能够摸清曹操底细，当然在老奸巨猾的曹操面前又不能泄露东吴的底细。到曹营后，曹操询问东吴境内山川人物君臣朝政，意图了解对方底细。顾徽虽卑辞婉言却柔中带刚，告诉曹操说近来江东连年丰收，地形复杂险恶，而且孙权统治有方，政通人和。狡猾的曹故作不悦，道：“我与孙将军情意浓厚且早已结为姻亲，先生您何必故作虚词敷衍我？”这是进一步的试探。顾徽当即回答：“正因您与我主关系非比寻常我才直言相告。”可谓滴水不漏。由于曹操未能了解孙吴虚实，加上北方仍然没能安定强大等其他原因，宾主双方于是把酒言欢，事后曹操礼送顾徽回东吴。这次会盟，机敏的顾徽判断曹操只是虚张声势，并无进一步图谋，这使孙权大为放心，也为东吴赢得了外交军事上的主动。

  此后，顾徽被任命为巴东太守，不久病故。顾徽有一子名容，字季则，先出任为东吴的镇东将军，后又担任荆州刺史，是当时吴国手握实权的人物。他活得很长，98岁才去世。顾容的葬在今天江苏苏州望亭北18里，高一丈有余，周围 160 步，比较宏大，当地人都称之为“顾墓”，至今遗迹尚存。

  顾容有子三人：顾相、顾枋、顾权，其中次子顾权事迹失考。

  顾相，字和辅，当过临海太守，有子名顾谦。顾枋之子名叫顾廞。

  顾谦生活的时代，曹魏的政权逐渐落到了司马家族的手中。到了司马昭、司马炎兄弟时，司马代曹已经是时间问题了，所以就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典故。接下来就是伐蜀、代曹、灭吴，北方政权倚仗军事、经济的绝对优势和曹操奠定的各项基础，终于统一了当时的中国。皇帝变了，江南顾姓兴盛依旧，朝廷对他们的倚重依旧。顾谦出任晋的平原（治所在今天的山东平原县）内史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比起上辈来，顾谦这一代的家族政治势力就要逊色多了，顾谦的弟弟顾只是以孝廉的身份被举荐，并没有像他们显赫的祖辈一样出将入相。

  顾廞有一子，名霸。

三、顾悌家族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形成了讲究宗法的传统，人群按照血缘关系结成一个个宗族，其内部具有很强的凝聚力。虽然到了近代社会以后宗族观念越来越展现出其落后于时代的局限，但是在生存条件相对严峻，灾乱频仍的古代，宗族组织确实曾经有过其积极的一面。而宗族组织最关键的方面就是明嫡庶，即明确嫡庶身份以确定各自在宗族中的权利义务。按照这种观念，一般嫡系的那一支会成为祖先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直接主要继承人，因而就拥有更多的机会为当时的史料所记载：而其他庶出的支派，就相对显得沉寂一些。同时，支派繁荣兴旺与否，也与其政治地位密切相关，顾氏也不例外。

  在顾氏的宗族历史里，顾姓是到了顾融以后才开始有分支被史书记载下来。这就是顾融身后的两支，这两支到了第三代顾雍和顾徽时才出将入相，真正进入了正史记录，成为显赫的姓氏宗族。因此顾雍和顾徽家族及其后代无疑是顾姓的嫡系，其他旁系尽管在各个方面未必就输于他们，但是史料里就很少提及他们。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顾悌了。

  顾悌，字子通，为顾雍同族，其父顾淑（字以平）是顾雍之父顾向的弟弟，在吴国当过西曹掾。

  顾悌孝悌廉正名闻乡里，年方十五就出任吴国的郡吏、郎中，不久又升偏将军。顾悌既有孝悌之名，持家亦依礼而行，故家人也多知书达理进退有度。六朝时期南方的贵族家族风气不好，骄奢淫逸、纲纪败坏者时有所见。顾悌对此曾经大肆挞伐。其父曾经出任过四任县令，年老时还十分关心在外做官的儿子，每每致书顾悌。顾悌生性至孝，见书犹如面父，每次都洒扫整服，展书拜读。后来，父亲年老病故，顾悌悲绝不能止，浆食不进，上司同僚们劝告无效，未及其父丧服之期就去世了。

  顾悌有子四人：彦、礼、谦、秘。曾经有一些顾氏家谱将彦和秘合为一体，误以为顾悌只有三个儿子，分别叫彦礼、彦谦、彦秘，这是不对的。应该按照宋裴松之所注《三国志·吴志·顾雍传》里的交代改正。顾彦曾任交州刺史。

  总之，三国时期是顾姓在江南政治、文化地位空前提高稳固的时期，这一方面是因为北方战乱，孙吴政权南迁，东南地区成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重心；为了巩固加强后方，统治者比较关注获取东南地区地方群体支持，在利益分配方面也比较愿意照顾南方族群。例如这一阶段顾氏的很多子弟都是以地方举荐、朝廷征辟的形式步入政坛。另一方面顾氏这一时期的兴盛也是与顾姓子弟的努力，以及顾氏宗族的特殊家族氛围分不开的，顾氏祖先本是当地越人酋师，相对于中原汉族所代表的主流文化而言无疑居于劣势。当时因为政治原因，汉族对于居住在东南一带的越族一直采取高压政策，早先顾姓祖先也曾经采取了其他越人的办法，或抵制或迁徙。但是其族群在时代发展的情况下面临着决定存亡兴替的抉择。顾氏选择了与先进的兄弟族群和解与和睦相处的前途，其决定无疑是正确的。自从顾余侯带领族人重新回到江南的祖先旧籍旧地开始，顾氏就成为了汉族大家庭的成员，在江南发展壮大。

  古代社会是政治具有超经济特权的社会，参政出仕是任何族群发展壮大的最基本和最重要方式。鉴于两汉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一直在北方中原地区，南方族群相对居于弱势地位，不太可能像北方的同类一样通过军功、门荫等途径上升。顾氏采取的方针就是立足江南，累世以经艺传家，借助地方举荐和中央征辟等途径拓展前途。这样进可以光大宗族，退可以修身保家。所以顾氏从开始就特别注重对成员的道德培养，从顾雍顾悌、顾谭一直到旷世大儒顾炎武，出了很多道德文章兼优的杰出人才莫不与此有关。

  因此，两汉三国以来顾氏形成了代代相传的宗族传统，可以用八个字来归纳：世居江南，经艺传家。